那么问题来了，非职务行为的私人场合，毕姥爷还有没有一点表露自己真实观点（或者也谈不上什么真实观点，只是调侃式演绎）的权利？ 前些年中文互联网上曾非常火爆的流传一份影音视频，内容是央视新闻评论部的某年内部联欢会，各种对经典影视作品的解构，对现实的不满，对新闻工作环境的调侃，比毕姥爷这次的饭局演绎要完整、成体系、有组织有预谋得多。

对法官实行统一的员额管理，提高法官入职门槛，延长法官任职年限，确保法官主要集中在审判一线。第二，现有执行体制缺乏必要的制约机制。

在辩护一方代表没有在场的情况下，同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列席审委会会议，不仅违反了现代刑事诉讼中控辩平等对抗原则，也触犯了现代司法中另外一项 禁止单方接触的重要原则。正如四中全会《决定》指出的，要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证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对外关系上主要表现为地方化倾向。【关键词】司法体制改革审判权检察权独立刑罚执行体制 一、新中国司法体制的特点 新中国司法体制是在传承革命根据地司法制度传统的基础上，在苏联的直接影响下形成，具有几个显著特点： 第一，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并列为司法机关。我们认为，审判组织合议或讨论决定案件应当严格按照平等讨论、民主表决、少数服从多数的机制形成裁判结果。

在与检察机关的关系上，当务之急要解决两家联合办案问题。(3)庭审应当努力实现集中审理。虽然我国的现行法律并没有对这两种证明标准进行明确的区分，但是无论从理论上说还是从实践上说，这种区分都是很有必要的。

证明侦查机关没有超期羁押或者已经按照法律规定通知了嫌疑人的家属或单位。（2）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讯问期间形成非自造性身体损伤的。其二是在刑讯逼供罪的案件（后案）诉讼中为确定被告人是否有罪而进行的查证。但是法官在司法实践中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是：何为充分？ 侦查人员的反证应该达到充分的程度，但是在前案和后案中衡量充分的标准有所不同。

第四，刑讯逼供者的职业素养使他们具有较强的反调查能力。在上述推定的三类基础事实中，第（1）类和第（2）类与刑讯逼供之间具有盖然性很高的伴生关系。

后一个事实称为推定事实（B）。（3）侦查机关超期羁押犯罪嫌疑人而且没有按照法律规定通知犯罪嫌疑人的家属和单位也没有按照法律规定安排律师会见的。针对刑讯逼供行为来说，不仅要通过加强法律对审讯活动的制度性约束来提高刑讯逼供行为的现实成本，而且要通过对刑讯逼供的有效查处来提高刑讯逼供行为的风险成本。刑讯逼供的查证有两种情况：其一是在可能发生了刑讯逼供的审讯所要查明的案件（前案）诉讼中为确定是否应排除非法证据而进行的查证。

在后案中，反证属于被告方的证明，因此应该以被告方的证明标准为标准。证明犯罪嫌疑人的身体损伤不是由刑讯逼供造成，而是由牢头狱霸造成。造成刑讯逼供查证难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刑讯逼供发生的空间一般都是与外界隔绝的羁押场所，目击者都是侦查人员，而侦查人员在日常工作中养成的团队精神很容易转化成面对刑讯逼供调查的攻守同盟。在后案的查证中，公诉人则要承担存在刑讯逼供的证明责任。

这就是说，只要前案的被告方或后案的公诉方用充分的证据证明上述基础事实之一的存在，就可以要求法官推定刑讯逼供的存在。这种事实认定是以推理为桥梁的，即以一定的事实为基础，然后根据客观事物之间的伴生关系或常态联系推导出另一事实的存在。

在适用该推定规则的时候，前案的被告方或后案的公诉方要承担对基础事实的证明责任，但是不承担对推定事实的证明责任。第三，能够而且愿意证明存在刑讯逼供的人往往只有声称遭受刑讯逼供的犯罪嫌疑人，而这样的孤证很难被法官采信。

后者是一个较低的证明标准，概率在51%以上。第二，刑讯逼供的发生与调查往往在时间上具有较大的间隔性，这就使得调查人员很难及时提取到相关的证据。这些事件一次又一次地使刑讯逼供问题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近年来，犯罪嫌疑人在被羁押期间奇怪地突然死亡的事件时有发生，如跳楼死、急病死、躲猫猫死、鞋带上吊死等，现在又发生了喝开水死。根据行为科学的原理，行为矫正的基本路径是提高行为成本和降低行为收益。为什么？在过去三年中，笔者带着这个疑问主持了关于刑事错案与刑讯逼供问题的实证研究。

第五，刑讯逼供的调查取证往往会受到来自多方的阻力和干扰。我相信，这样的推定规则一定能够为遏止刑讯逼供发挥积极的作用。

A和B之间的关系或联系并不一定具有必然性，只要具有较高的盖然性即可。在后案中，只要侦查人员的反证概率达到51%以上，法官就不能依据推定来判其犯有刑讯逼供罪。

其实，遏止刑讯逼供的言论在当下中国已然成为老生常谈。但是在前案中，只要侦查人员的反证概率没有达到90%，法官就应该推定有刑讯逼供并排除非法证据。

我更希望，各类怪异的羁押死亡事件不再发生。在前案的查证中，法官一般会要求被告人提供证据来证明有刑讯逼供。在前案中，反证属于公诉方的证明，因此应该以公诉方的证明标准为标准。我们发现，刑讯逼供已经成为某些侦查人员的行为习惯。

这种行为习惯的养成，既受到社会大环境因素的影响，也受到单位小环境因素的影响，而查处难更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纵容甚至助长的作用。实践经验表明，无论是前案的被告人还是后案的公诉人，往往都很难用确实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刑讯逼供的行为。

进入 何家弘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刑讯逼供 犯罪嫌疑人 。前者是一个很高的证明标准，概率在90%以上。

在此，前一个事实称为基础事实（A）刑讯逼供必须废止，没有任何理由，刑讯逼供一旦开始就没有结束。

但是，呼格案的平反，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太高兴，换句话说高兴还太早。那么关于偶然性的问题，既然冤案的暴露是偶然的，我们就要构建一种制度让成为冤案是偶然的。那么规则和逻辑在哪儿？有太多的学者和前辈都已经说得太多了，我也说不出太新鲜的东西。我认为紧关急要的下一步只有两个，一个是遏制刑讯逼供，使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能够真正落实。

一个外国海员可能因过失杀人，最后我们就把船扣住，一定要让他们揪出一个凶手，最后这些船员喝了酒以后，开始抓阄，抓出一个倒霉鬼送给大清国。如果冤案得以揭示本身是偶然性的，就不可能构建一种制度来纠正冤案。

因为我们现在的司法制度还处在非常原始的决疑阶段。道理反过来说，我们只能把力量用在预防冤案上，只能构建一种制度来预防冤案。

现在法学界还有一种理论认为刑讯逼供也要分情况，举的例子是说如果有炸弹怎么办？学者尚且如此，我们的百姓怎么看呢？我顺便提醒一下大家，为什么呼格案让我们觉得并不乐观，老百姓群情激奋地说刑讯逼供多坏，是因为打错了。还有一点的当务之急就是律师的提前介入和全程在场。